203老住户

《孙燕文艺评论集》后记

我曾经对文化学者王星泉老先生谈过，他那一辈的人虽然“文革”中受到冲击，但在接受学校教育方面却是幸运的。他们大多出生在“五四”前后，从小阅读四书五经，后经西方各种现代思潮熏陶，上过正规大学，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全知晓，文化基础的牢固造就了他们那一代学人。而我们这一代比较背时，上小学不久赶上文化大革命，没识几个字下放农村劳动了，等恢复高考时，许多人已步入中年，拖家带口。

我上小学三年级正赶上“文革”，那年头常常停课罢课，基本上在家呆了三年才混到中学，接着1969年全家人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到干校三年虽然进了当地农村的中学，但没怎么上课，尽干农活了，学会挑水、插秧、割稻、种菜，在干校的三年中有两年赶上发大水，我每年要上西河边挑土修堤。我还当过小工，把碎砖砸成拳头大的块儿用作铺路，砸一立方砖块儿挣8毛钱。1972年我们全家回到北京，当时父亲身患癌症，病危在床，我的班主任杨龙老师同情我的境遇，使我幸运地逃避插队进了协和护校学习针灸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协和医院病案室做了四年技术员。在医院时，我也参加过医疗队和到卫生部干校劳动。1979年我考取《健康报》记者，从此踏上新闻工作之路，以后边上班边上夜大，1984年拿到大专文凭。那些年代进正规大学和读研究生的机会也是有的，之所以放弃，是由于我父亲去世母亲没有工作，两个弟弟都上了大学，我如果再进学校，家里就没有一点经济来源了。

事实上我从小到大获得文化知识的途径不仅仅来自课堂。三岁那年我家搬入文化部宿舍203大院，这是一个文化人集结的地方，有着浓烈的文化气息，至今我还住在这个大院里。作为普通工人的父亲和在家操持家务的母亲，他们既没有能力让我和弟弟们了解更多的文艺知识，也不会想过为教育我们学学“孟母择邻”。但我天性好学，兴趣广泛，自然得到院内许多大人的关心和指导。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民间文学专家肖莉阿姨和她爱人周宝玺叔叔经常指导我和弟弟读书，“文革”开始，肖莉阿姨怕我们学习荒废了，买来厚厚一大捆《故事会》让我们浏览。邻居许邦叔叔、司空谷叔叔、曲六乙叔叔是我的课外辅导老师，这几人的家几乎就是我每天必去的图书馆。我厚着脸皮坐在人家里看书常常忘记时间，许多次都是我妈妈喊我回家吃饭或者人家轰我才走。那时，我和田汉的一位夫人林维中成了忘年交，曾当过中学老师的林奶奶乐于为我授业解惑，在她家我读了不少外国小说。浸润于203大院的文化氛围，受益匪浅。因此我的个人网页就叫“203老住户”。

我是《中国文化报》理论版的一名编辑，写评论纯属业余爱好。我写的文章称得上“大杂烩”，文学、美术、戏剧、音乐、舞蹈、电视、摄影、社会文化等等面面俱到。首先我做新闻工作27年，其中20年时间在文化报，接触的就是这些领域；再一点是我爱好文艺。“文革”前，203大院前楼后场每周放电影或有戏演，我看了许多，耳濡目染。小学二年级，我考入著名的中央广播电台少年广播合唱团，参与了二三十首儿童歌曲的录制，并多次参加演出活动，最有名的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和纪念聂耳、冼星海的大型演出，周恩来总理两次上台接见我们。“文革”时少年广播合唱团解散，做演员的梦破灭，但唱歌跳舞、演样板戏、编排节目，一直是我所热衷的。少年时我跟表姐赵宜真学画仕女画，后来跟邻居姐姐李布尔到市工人文化宫和演乐工人俱乐部学素描和中国画，跟布尔姐的爸爸李超叔叔学画花卉和山水。前些年我开始画油画，创作过60多幅油画作品，还卖掉两幅呢。近两年我又在玩摄影了。写作方面，我进文化报之前在《中国红十字》杂志社当编辑，就发表过几十万字的小说、散文及医药卫生知识和红十字知识方面的文章。所以，我有理由说自己在评论方面涉猎广，决不是假充内行，我读每个文艺行当的书，研究它们的艺术特性。艺术各门类有相通之处，何况“功夫在诗外”。说到底文艺评论的本质是创造性劳动，好的评论应当是个性化的，好的评论也应是评论者在创造性思维中实现自我、展现自我的一个过程。我怎样才能完成这个过程呢？我不是从事专业文艺的，不可能对每一个艺术门类进行鞭辟入里的研究，但可以扬长避短地跳出各门艺术的包围圈，从整体思维出发，站在大文化的角度，站在艺术边缘的角度，甚至寻找那些专业文艺工作者不曾注意的角度，进行鸟瞰式的思考，运用多学科的方法进行辨析，出奇制胜，反而会有人所不及的优势。写作虽然出于兴趣，但做起来并不容易，不仅要读许多书、看戏和研究作品，掌握多方面的理论和文史知识，还要付出情感。写东西没有激情，无论如何我是不愿动笔的。

在我学习的路途上，受惠于许多好心人。除了上述的那几个人外，还有一些人和事我永远难忘：我们全家下放农村的时候，正流行着“读书无用论”，困厄中当地一位女知识青年陈载雅成为我的知音，她给我讲《红楼梦》故事后我才去读《红楼梦》，她借书给我看，激励我走文学道路；当我20出头试着写出第一个电影剧本《新保安之战》时，把我看成“半个女儿”的曲六乙叔叔给我的幼稚习作提修改意见，推荐我上文化宫参加电影创作学习班；他给人家上戏剧常识课，把我带上听讲，那时他就想培养我学习戏剧；我发表第一篇文章，做过新华社记者的周宝玺叔叔寄来一封鼓励的信，给我的文章提意见，叮咛我努力用功；《工人日报》理论部主任赵长安老师是我学写评论最初的老师，也是我做编辑的楷模，20多年前，我的第一篇理论文章刊登在《工人日报》上，当我看到这张报纸顿时汗颜得无地自容，是赵长安老师将我不成熟的短文改得面目一新，我才知道要写出一篇好评论多么不易！做一名好编辑，也要为他人的文章付出辛勤的劳动！无论写文章还是当编辑，我还需要不断学习。在《中国红十字》杂志社工作，我度过愉快的时光，周建萸、王绍谦、梁牧、熊世琦、张奎吉等老师的指导和关照，是我铭记在心的；当我25年前兼作美术编辑时，《美术》杂志社的夏硕琦老师为我出了不少好点子；当20年前文化报成立理论部时，陈子伶主任认定我是从事理论的材料，向领导要的第一人就是我，他指导我学习清代笔记小说的语言精炼，教我写文章的言之有物；当时的总编辑阎纲先生、副总编焦勇夫先生常嘱我多读文艺理论著作，鼓励我写有独到见解的文章。给我关怀最多的要数我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徐有芳是真正了解我的挚友，她经常善意地批评我、点拨我，要我心高气盛，不怕挫折，有所作为。在我情感失落的时刻，是她和好友高伟川让我拿起画笔画画，振作起精神、摆脱烦恼；刘纳和贡淑芬两位大姐在事业上和精神上理解我、支持我，女学者刘纳有敏锐的思想和特立独行的品格，是我效仿的榜样，贡淑芬的上进之心和乐于助人的善良童心，令我如沐春风；我少年时的伙伴李布尔始终像大姐姐一样关心我，还有两位妹妹裘海玲、马小玲，她们的友爱让我感到无比温暖……

我还可以举出许多许多在工作和生活中曾经欣赏我、扶助我、爱护我的一些人和事。我常常怀着一种感恩的心，饮水思源，想着这些或是对我刮目相看、或是对我惺惺相惜的人，我用什么报答他们？我想对他们说：支持和理解我的前辈、老师和朋友们，我真想报答你们！我现在出书了，很不容易的，我把这本凝聚着我心血的小书献给你们，请你们跟我一起分享丰收的愉悦，谢谢你们！

我还要把这本小书作为礼物献给我工作了20年的中国文化报社，祝贺她走过20年的不平凡历程。我是在文化报刚成立时的1986年初调入的，当年风华正茂的我编出了最早的理论版；我写的这些文章大部分发表于文化报，没有报纸这个平台，也就没有我的这些文章。可以说，是这张报纸培养了我，锻炼了我，给了我成长和学习的机会。同时，为它我也付出了自己宝贵的青春，倾注了许多心血。我要感谢我们的报社，感谢社内与我和睦相处共同工作的同事们，谢谢你们！

我还要感谢在百忙之中为我拨冗作序的王文章先生。王文章先生曾经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我报任社长兼总编辑，对我比较了解。记得多年前有一次王文章同志看了我的一篇文章，认为写得不错，鼓励我说：你以后要多写文章，既是编辑，也应成为学者。王文章先生曾任文化部艺术司司长，现在是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他对文化艺术领域非常熟悉，也时常写一些理论文章。我请他为我的书写序，他欣然答应。我周围的朋友都说：老王给你写序再合适不过了。所以我要谢谢老社长王文章先生！

我这本书收入的文章大部分是近些年写的，只有少数是90年代的，共100篇文章。其中第一辑主体部分共60篇评论，涉及文化艺术的方方面面，按写作和发表日期排列，可以看到我有一个不断摆脱早期的叙述性评论、努力追求学理性评论的过程。我考虑方法论问题，也注意评论语言的文学性。第二辑内容是论文、言论、杂文和一些有评论内容的散文、通讯，共20篇。毕竟做记者出身，我从新闻角度接触到现实文化生活中的一些人和事，无论何种题材、何种形式的文章都留下理论的痕迹、评论的色彩，这些也算是多元化的评论吧。我想，文艺评论应当是文学创作中的一种，评论需要多种形式，如果是美文评论，赏心悦目，别人不是更爱看吗？第三辑是20篇文化名家访谈录。做这些名家采访我下过一番功夫，这些名家都是我所敬重、所钦佩的学术前辈，采访他们，我由此掌握到许多新知，打开了眼界，更新了思维。从这些文章的收录，大家可以看到我于理论评论道路上孜孜以求的足迹。我还把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创作的十几幅油画作品设计为封面、封底、加页，让方家了然我的绘画爱好。

总之，我的水平有限，专家学者看了我的文字，一定会挑出好多毛病，我若能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不断提高水平，是一件高兴的事。写评论有一个好处，我学会理性思维，遇事总研究个一二三四，找出解决办法，不钻牛角尖，尽量让心情愉快，知足常乐。敝帚自珍，出这本小书我很高兴。我热诚地希望前辈们、老师们、朋友们、同事们，你们都和我一样愉快，衷心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业有成，幸福快乐！

                                                    孙燕

2006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