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燕一篇引起争议的文章
发表于11:14:44 2006-11-09理解大制作
孙燕
尽管近年来艺术界专家学者对舞台艺术的大制作很有意见,纷纷写文章或座谈进行口诛笔伐,但是这些年来各地对专家们的意见置若罔闻,大制作的舞台艺术从未减少过,不光歌舞晚会、歌剧、舞剧、话剧、地方戏曲、杂技出现大制作,就连儿童剧、木偶剧等也出现了大制作,这是什么原因?各地非要花了大钱招人批评吗?我看,不能简单化地指责大制作的不是,应当认真分析一下大制作屡见不鲜的存在原因了。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在“五个一工程”奖、文华奖等国家级评奖中大制作的剧目的情况。一看,果不其然:这些歌剧、舞剧、话剧、大型戏曲当中大制作还是满多呢!都是华丽的灯光、复杂的舞台美术设计、精美的服装、众多的演员,还有一些剧团不约而同地采取外聘主要演职员以增强本地区的竞争实力的作法,从中能够感受到各地为追求精品不惜花钱的决心。国家近年来从促进文艺繁荣出发,实施精品战略,设立多项奖,鼓励剧目创作。特别是国家文艺政策中本没有反对大制作的意思,一些大制作的作品又获奖,被喻为“艺术精品”,那专家学者们对大制作的指责还管用吗?再说,国家奖评委中有许多人称得上是专家学者的,这使我不禁要问:“既然你们不赞同大制作,为什么还让大制作的作品评上奖?”评委们会说:“评上奖的当然是好作品。”这又让我想到:大制作有可能出艺术精品——投资大制作的人或许也是这么想的。
其次,让我们从历史的方面看,那些长存于世的好作品基本上是大制作。“文革”前中国经济不发达,但大制作并不鲜见。大型歌舞晚会《东方红》舞蹈史诗、《长征组歌》、《江姐》、《红珊瑚》、《洪湖赤卫队》等歌剧以及8个样板戏,哪个不是大制作?尽管那时经济困难,可谁也没敢说一声花钱多,人人都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文革”前的小制作的艺术产品也不少,到如今留下来的不是“小制作”,而是那些花了大钱的剧目。到今天就更不会有人指责这些经典之作的大制作了。可见,代表民族精神、国家形象的大制作艺术精品是可以长存的,从长远的目标看出,大制作也是值得的。
第三,“大制作”是历史发展到今天必然出现的社会现象。21世纪前后,中国成为国富民强的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的标志不仅在于建设硬件设施——楼堂馆所、花园别墅,还在于文化发展,要以丰富多彩的文艺产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素质。这是时代的潮流:经济的发展必然促进文化的繁荣。如今许多地方的领导都有这样一种现代的意识:把文化发展纳入国民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中,把文化放在与经济的同等地位,“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一个懂文化、重视文化的领导似乎更有品位、更有风采,投资文化,不仅树立起领导者文化的形象,而且能够显示本地区的经济实力,表现出一个地区的大方、大气、自信与自豪,因此花大钱制作剧目,已成为某些地区的一种社会时尚。江泽民总书记 “七一”讲话提出“三个代表”的思想,特别是党是先进文化代表的论述,更坚定了人们建设先进文化的积极性,各地都想创作出一批代表本地区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美好形象的艺术精品向世人展示他们耀眼的文化光彩,表现领导者的政绩。各地之所以舍得在文化上花大钱、费大力排戏,正是基于对文化的种种认识,也是历史发展到今天社会变革、观念变革使然。想想看:为什么在这几年出现戏剧特别是歌剧舞剧的丰收,而在前几年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这里的道理很清楚,一是经济发展有钱给文化投资了,二是各地重视文化了,三是大制作的作品有些成为某地方的文化标志性品牌,并且获奖了。
第四,除经济因素外,大制作的出现是文化本身需要有关。在众多的文艺产品出现之上精心培育艺术精品,在普及的基础上的提高,是文艺发展的必然规律。不可能生产的每个文艺作品都是大制作,大制作的产品一定会定位于精品或是本地区的文化品牌,因为是代表民族的、地域的、精神和形象的艺术或精品,才会着好的衣装。这是好事,今后,文化的繁荣还是需要大投入的,需要各地有投资文化的意识。我们应当对那些舍得给文化投资的人投赞成票,没有他们的勇气、胆识,就不可能让我们在21世纪前后看到这么多的好戏。特别是戏剧和歌剧、舞剧的空前繁荣,是这个时代的一道亮丽景观,这是我们文艺工作者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呀!我认为,我们从事文化工作的同志看到这么多优秀艺术作品的出现,看到这么多人给文化事业投资,应当感到欣慰,感到自豪——我们文化的地位提高了!
我们有些评论家不问青红皂白地去指责当今艺术生产的大制作浪费钱或者是排出戏来不赚钱,这种批评过于简单化,它不考虑艺术生产的目的,不顾及生产者的所想所思。指望一出戏能马上赚钱的想法是不现实的短视,赚钱的不一定是艺术精品。精品有的能赚钱,有的不赚钱,还有的艺术精品今天不赚钱,将来可能赚钱。但是赚钱不赚钱不应当是评判艺术作品的标准,精神文明建设也不能用钱来衡量。其实,那些肯把钱投资到剧目建设上的人们恐怕不会在乎花了多少钱或赚了多少钱。我曾听到一位花了大钱、排出获“五个一工程”奖作品的剧团所在地区的领导说过:“只要排出精品,花多少钱也值!”这位领导的话代表了一些肯花大钱投资剧目建设的人们的想法。只要能搞成精品,是不是大制作又有什么关系?
当然,专家们对大制作的批评,大多是对着那些花了大钱但又不太成功的作品而言的。花了大钱的作品不成功者也有。但是当初那些怀着“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的决心的投资者们如果事先知道他们对剧目的大投入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的话,他们肯定不会去做这种傻事,他们一定怀着成功的信念去投资。但有时成败难以预料。对此我认为,为了剧目的繁荣,对大制作的指责适可而止为好,关键是不要让那些热心投资文化事业的人们寒了心,挫伤了他们投资文化事业的积极性。过去,我们总是在埋怨国家对文化投资少,希望国家能多拿出点钱来繁荣文艺,而现在当许多地方把大把大把的钱投资于剧目建设时,我们有些从事文化的同志反倒接受不了,直喊花钱多,这不是“叶公好龙”吗?
一种文艺现象的出现,都不能离开当时所处的时代,特别是经济的制约。随着经济不断繁荣,大制作艺术产品会越来越多。这是艺术发展的必然规律,是现代化和社会进步的标志。当时代前进了,我们还拿文工团时代的低水平来要求文艺生产,显然不合时宜。说“大制作不利于上山下乡”的指责最为可笑,当代的文化是多元的,有雅俗、高中低不同观众群,许多大制作的作品压根就不是为了上山下乡的,也不适合这么做,它是作为一个地区标志性的文化精品存在于城市。至于上山下乡者,自有县剧团、村镇剧团、乌兰牧骑以及大剧团组成的演出小分队、农村个体文化户等充当轻骑兵。当然,也有的剧团把大制作另加工一套“小制作”下乡演出,这更说明“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非拿大制作下乡才是浪费。
21世纪是高科技时代,放着高科技的声光电不用,非要“一桌两椅”,好比不用电脑打算盘。文艺要与时俱进,到底什么形式审美价值高,还得历史地发展着看。专家说“一桌两椅”艺术,我看高科技也不差。大卫的魔术靠声光电掩护,在中国演出轰动。在舞台艺术中运用高科技手段我们做得很不够,只有虚心向别人学习才行。
还有一种大制作是文化产业的运营。比如被专家们屡次点名的上海越剧院的《红楼梦》就是这类产品。工农兵看不起这出戏,专家们由此鸣不平:“《红楼梦》大制作卖800元一张票,进场的都是有钱的老板和外国人。”这类戏也不是给工农兵看的,它的大投入是为了赚大钱,赚有钱人腰包里的钱。也有专家批评《红楼梦》的大制作并没有提升戏的品位,反而销弱了它的艺术价值。这种批评也有偏面性:大制作的《红楼梦》艺术价值低了,但是娱乐价值高了。你以为那些看得起《红楼梦》的人都是高雅之人?懂得艺术价值吗?他们当中许多人到剧场是找乐、附庸风雅、追赶时髦的。他们主动买800元的门票,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据说,《红楼梦》很火,已经赚了钱,这是成功的市场运作,应当表扬和学习。有一些对外文化交流的剧目,大制作由外国出钱,我们何乐而不为?
对大制作的不绝于耳的批评实际上反映了中国人固有的一种传统价值观念。大制作实际是艺术的包装。我们中国人是不太讲究包装的,“酒好不怕巷深”,认为只要货好不怕没人买。但是在全球化时代这种观念显然过时了,孰不知我国出口产品因包装不好要比国外同等质量的产品少卖不少钱。不重视包装损失的是自己,这种教训应当记取。应当看到,大制作趋势也是和国际接轨,中国已经加入WTO,这必然为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挑战,中国的文化艺术产品走向世界,文化产业要参与国际间的竞争,大制作不可避免。好莱坞的电影、百老汇的戏剧大制作十分普遍,大投入才有大回报的成功经验,比比皆是。大制作标志着现代化的大生产。事实已经证明,小制作、小作坊的小生产是没有力量跟人家竞争的,中国文化产业如果还不形成合力,主动出击,市场会被别人占领,这势必影响民族文化的弘扬,影响中国的形象。所以也可以说,大制作的眼光是现代化的眼光,是全球化的眼光。
江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提出:“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优秀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增强感召力。”这 “三个必须”是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指针。学习和体会江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联想到:对于艺术生产大制作问题的一味指责,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批评,批评不到位才无人理睬,大制作依然故我。此种批评自然起不到促进艺术繁荣的目的。
批评应该是一种理解。因此,我请诸位批评家,理解大制作,理解和把握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和艺术生产规律吧!新世纪,批评家应有跟上时代的新的目光。
发表于2000年第4期《剧本》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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